中医补血，被很多人理解为就是治“贫血”，这狭义了中医的补血概念在先，低看了中医在后。
即便是顶级补血药阿胶、熟地，也不如西医输血效果快，但无论是中医，还是中医托生的中国哲学，都不屑于后者，这一点，已经被孔子写进了《论语》：“君子不器”。
“器”字中间是个“犬”字，《说文解字》对“器”的解释是：“象器之口，犬所以守之”。能被狗看护住的东西，材质再高贵，也是可以被拘泥住的，有明显的局限性，无论于哲学还是医学，都不是最高境界，从孔子对“器”的否定，到中医补血的内涵，显示出的是中国人和中医的思维优势。
西医诊断“贫血”，就看化验单上的红细胞、血色素，低过一定数值就可诊断，标准清楚、客观。中医对血虚的判断，靠医生主观辨证和病人自身感受：面色萎黄或者恍白，手脚冰凉，头发枯黄，容易疲劳，头昏失眠心慌等，诊断依据模糊、主观，后者是中医被指不科学的原因之一。
晚近，像韩启德院士这样量级的科学资深人士不断发声：托生于科学的医学，面对人类的健康，只有8%的贡献而已，而很多奇迹，恰恰发生在科学不及之处。
去年年底，美国血液学会将“欧尼斯特·博特勒”奖，颁发给前卫生部长陈竺院士，表彰他用“三氧化二砷”将一种白血病基本“治愈”。事实上，“三氧化二砷”，早在上世纪70年代，已被中医用来治疗食道癌，那时候，它的名字还叫“砒霜”。
那个食道癌病人吃的药，是当地一位中医的方子，“砒霜”是重要一味，服药后，不仅能喝水，一顿还能吃两个馒头，检查也发现，他的癌肿萎缩，食道不再堵塞……后来，砒霜改为“713”针剂，更广泛地用于治疗癌症。只可惜，那时的“砒霜”因为没被科学认识而错过医学殿堂，不知道有多少白血病人，也就因此，错过了生机。
这样的问题同样出现在中医的“血”与西医的“血”的区别上：一个被中医辨证为“血虚”的人，可能并不“贫血”，这种人在西医无需治疗，因为没病；也无法治疗，因为没药。但在中医看来，他们急需用气血双补之剂扶助，明代张景岳的“两仪膏”就是典范，只有两味药：人参和熟地，但从两个层面体现了“君子不器”的中国文化主旨：
从技术层面看，补血的熟地与补气药的人参，各占一半，宛然一幅“阴阳图”：借补气药之力，点化补血之品而成“气”，这个“气”既包括血管中的血，更包括身体的用血能力，血因为有了“气”的统帅才成了可以为身体所用的活血。
从宏观层面看，中医血虚辨证中主观而模糊的感觉，往往先于清晰而客观的指标变化之前出现，换句话说，中医在人成为病人之前，就开始接手了，开始防范了，中医接手之处，也正是科学不及之处。
从这个角度上说，如果把中医的补血等同于西医的治“贫血”，至少违背了“君子不器”的古训，试想，用有形、有限之“器”，代替无形、无限之“气”，这于后者，是多大的委屈！对此，即便在西方哲学家眼里，想必也是看不过去的，比如尼采，他有一句名言：“生命僵死之处，必有法则堆积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