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汉末年，中原地区爆发了规模较大的伤寒病，致病率和致死率高。张仲景曾记载：“余宗族素多，向余二百，建安纪元以来，犹未十稔，其死亡者，三分有二，伤寒十居其七”。
伤寒是古代外感热病的统称，《小品方》云：“云伤寒是雅士之辞，云天行温疫是田舍间号耳”。那么张仲景在古代并没有确定是何种病原微生物感染的条件下，是如何治疗伤寒的？
我们知道，自然界存在种类繁多的病原微生物，在亿万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和人类共同进化。在进化过程中，人体产生了特定的应答模式应对病原微生物感染。机体在受凉、劳累、淋雨等情况下感染病原微生物时，从病原微生物的角度上来说，外源性致热源，激活体内吞噬细胞合成、释放内源性致热源，作用于下丘脑体温调节中枢，使体温调定点上移，皮肤血管收缩，散热减少，骨骼肌寒战，产热增加，导致发热。从机体的角度来说，发烧是人体对抗病原微生物感染入侵的有益保护性机制。发烧时体温升高，相对较高的体温会抑制病原微生物的生物活性和繁殖，而人体的免疫系统反应性显著增强，有助于清除病原微生物。
但体表皮肤血管收缩时，皮下筋膜痉挛，加之散热减少，体温升高，即会产生头项强痛而恶寒的太阳伤寒证，即麻黄汤证。桡动脉呈现充血性的痉挛时，即脉浮，是麻黄汤证的典型脉象。若是平素脾虚、腠理疏松之人，皮下毛细血管痉挛的同时，体表汗腺不能及时的关闭，即形成太阳中风证，即桂枝汤证。由于脾虚气血生化不足，加之体温升高，循环加快，体表充血不能形成类似麻黄汤证的充血性痉挛的程度，故脉象呈浮弱证。
麻黄汤中麻黄解表，宣肺平喘，兴奋汗腺，扩张支气管；桂枝通心阳而解肌，解除血管痉挛；杏仁止咳平喘；炙甘草甘以矫味，亦有拟皮质激素的作用，故可以抗炎，此四药可以治疗太阳伤寒证时机体的病理变化。而桂枝汤则用炙甘草、生姜、大枣补中气，桂枝、白芍以恢复胃气为中心，通过解除血管痉挛以达到散寒的目的。方中，炙甘草、生姜、大枣为基础的组合配伍在经方体系中随处可见，其中蕴含了经方体系一个重要的原则，即扶阳气、保胃气。
扶阳气、保胃气是经方散寒的基础，贯穿六经辨证始终。如在太阳伤寒表闭的条件下，机体炎症反应加剧，出现发热恶寒、身疼痛、不汗出而烦躁的表现，治疗用大青龙汤，方中有炙甘草、生姜、大枣固护胃气，增强机体抗病能力，防止寒凉伤胃。若是汗出而喘，无大热者，用麻杏石甘汤，以麻黄、杏仁平喘，石膏退热。临床上，表闭内热，无汗恶热，仍可以考虑此方治之。若有湿热，舌苔黄腻者，可予麻杏薏甘汤。若有水气停，舌苔水滑者，又见麻黄证，可与麻黄加术汤。若外寒内饮，咳唾冷沫者，可在麻桂芍的基础上加干姜、细辛、五味子温肺化饮。若表现为项背僵痛，则可予葛根汤解之，在桂枝汤基础上加麻黄、葛根散背部血管痉挛。
散寒不仅仅可以治疗太阳病，也可应用于其他经病的治疗。
如，阳明病的治疗。伤寒三日，阳明脉大，感染导致机体的炎症反应达到了一个高峰，血液高动力循环，体表循环开放，开始汗出、高热、脉大，同时体液的丢失导致口渴，此时，需急予白虎汤清肃之。张仲景还注意到，高热汗出必然是胃中津液亏虚，胃气败退，若时机允许，必然加人参以避免机能透支。若津液大亏，肠中干燥，肠内容物腐败毒素吸收，则神昏谵语，成承气汤证，必下之为快。故阳明病表现为感染性疾病极期，在这一阶段的治疗，虽然治以寒凉药物为主，但是仍然要中病即止，防止败胃，否则病必不治，一旦病情出现转机，应当机立断，佐以固护胃气之法。阳明承气所代表的是下法一类，然下法不止可袪热邪，亦可袪寒积、痰浊、瘀血类，然必以恢复胃气作为下法的基础，则能实现腐秽当去的治疗目。
再如，少阳病的治疗。平素体质弱，伤寒后，头痛发热，若脉弦细者，则属少阳。少阳证时，机体已不能使体表血管充盈，在这种气血虚弱的状态下，不可以麻桂之法汗之。有发病直中少阳者，亦有由太阳转入者，如本太阳病不解，转入少阳者，出现胁下硬满、干呕不能食、往来寒热等症。少阳病阶段，毒素感染刺激到了胸部浆膜腔与消化系统，出现了相应的症状，治以小柴胡汤。“血弱气尽”是对小柴胡汤证时机体一般状况的描述，“腠理开，邪气因入，与正气相搏，结于胁下，正邪分争，往来寒热，休作有时，默默不欲饮食”则是对少阳病病机与症状的概括。治疗此类疾病的主方小柴胡汤，以人参加炙甘草、生姜、大枣固护中焦，为柴胡、黄芩、半夏发挥治疗作用提供了正气作为基础，可以说，炙甘草、生姜、大枣、人参是柴胡剂散寒的基础。这也提示，在治疗累及膜系统的疾病时，要以固护胃气为基础进行治疗。少阳为正邪交争之枢，实热则转阳明，虚寒则转太阴，故已病防变，需固护胃气。
综上，无论是解表、和解还是通下，皆须以胃气为本，胃气足则病易退，胃气虚则病进，在固护胃气的基础上解除阳气的运行障碍是三阳病散寒的基本治法。
